中国古代的“北漂一族”

时间:2016-12-22 08:01来源:大西北网-北京晚报 作者: 点击: 载入中...

    北漂也称北漂一族,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、非北京户口但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。由于北漂来京初期大多没有固定的住所,给人飘忽不定的感觉,故此得名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,古代其实同样不乏北漂一族,这里姑且称之为“京漂”……


    先秦时期“京漂”热衷“借住”


    孔子到陈国“主于司城贞子家”


    春秋战国时期是“京漂一族”最早的“黄金年代”,这一时期,由于周王室衰微,诸侯国的兴起和强大,各国的“人才消费量”大增,“养士之风”盛行。“士无常君,国无定臣”的大好形势,则进一步激活了人才流动,促进了人才竞争,“京漂”应运而生。


    当时“京漂”的首选地并非东周王室所在的洛阳,而是各诸侯国的所在都城。从史料上看,先秦时期“京漂”的谋生方式大多是当“门客”或“周游”做说客。


    鲁国人孔丘被后世奉为孔圣人,他从55岁一直漂到68岁,前后历时14载,后世称之“周游列国”.古今漂泊一族面临的最大问题是“居无定所”,如何解决住宿问题是能否继续混下去的前提,孔子的办法是“借住”.


    孔子曾在卫国、曹国、宋国、齐国、郑国、晋国、陈国、蔡国、楚国等多国混过,为了省钱,每到一地多是“借住朋友家”.孔子“京漂”的第一站是到卫国,寄住在学生子路的大舅子家,即所谓“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”;从卫国去陈国,个把月后再返回卫国,又“主蘧伯玉家”;到陈国,则“主于司城贞子家”.


    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,好混的地方很多,如齐国都城临菑(今山东淄博)、韩国都城新郑(今河南新郑)赵国都城邯郸(今河北邯郸)、楚国都城郢(今湖北江陵)、秦国都城雍(今陕西凤翔),其中以齐国都城临菑最繁华。当时,同样是“京漂”的纵横家苏秦曾到临菑,所见令其难忘。《史记·苏秦列传》记载:“临菑甚富而实,其民无不吹竽鼓瑟,弹琴击筑,斗鸡走狗,六博蹋鞠者。”


    临菑当时被“京漂族”视为最心仪的城市,孔子早年便曾漂到这里,不少历史名人也在这里实现了人生价值。如着名军事家孙膑,在魏国为同学庞涓所残后,通过齐国使者逃到齐国,成为田忌的门客,在“田忌赛马”一事中名声大振,被田忌推荐给齐威王,得到重用。


    唐代“京漂”文人“隐居”终南山


    李白献词御妹感叹“行路难”


    古代“京漂族”的又一“黄金时代”是唐代,但与先秦时的京漂族为政治抱负和学术传播而出走不同,唐代京漂以追求功名的读书人为主体,大多以“进京赶考”的面目出现。


    当时,首都长安(今陕西西安)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,城内百业兴旺,最多时人口超百万,到京城寻求发展自然是唐代青年的明智选择。


    唐代“京漂”的集中出现,除了首都繁荣的原因外,与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有很大关系。唐代“京漂”群体有多大史料上没统计,但从当时文人士子留下的诗文中可推测出人数相当多,如李白、王维、杜甫这些着名诗人,当年全都是“京漂族”.


    唐代的“京漂”几乎没有人不拜朝中权贵或京城名人,文人一般采取“行卷”的方式,通过献诗,结识贵人。据说,李白的“京漂”生活前后有两次,开元十八年(公元730年)夏,李白首次来到首都长安,由于没有功名,他最先结识了名叫张卿的卫尉,并通过张卿得以向当时皇帝李隆基(唐玄宗)的妹妹玉真公主献上《玉真仙人词》,希望御妹帮忙。但李白并没能当上国家“公务员”,在长安白混一年多。直到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,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二度“京漂”,才得以“供奉翰林”,却又不被重视,三年后被唐玄宗“赐金放还”.临走前,李白愤然写下《行路难》,感叹“行路难,归去来”.


    杜甫也是唐朝的资深“京漂”,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称,杜甫“举进士不中第,困长安”,前后近10年。到天宝十四年(公元755年)才被授予“河西尉”的小官,却又不想干,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,其时杜甫已44岁。倒霉的是,当年底爆发了“安史之乱”,刚有了份固定工作的杜甫只好逃出京城。


    唐代京漂族如何解决住宿问题?城里住不了,一般住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。终南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发祥圣地,也是当时京漂文人的聚居地,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等当年都曾暂居于此,雅称“隐居”.王维《终南山》称:“欲投人处宿,隔水问樵夫”;孟浩然《岁暮归南山》云:“北阙休上书,南山归敝庐”.从孟浩然“南山归敝庐”一语来分析,当时他所住的“廉租房”或“暂住屋”是个破草房子。


    北宋“京漂”最头疼“赁屋”


    欧阳修“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”


    宋代的首都开始东移,开封成为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商业、文化中心。宋初,开封的商业已很繁荣,有日市、夜市、早市、季节市、定期市等,经济异常繁荣,《开封志》记载:“八荒争凑,万国咸通。”


    商业的大发展,加上已成熟的科举制度,开封不只是读书人的发迹城市,还是生意人的发财宝地。北宋京漂族的身份因此不再单一,既有求取功名者,也有淘金者,还有卖艺者。如《水浒传》中的文学人物、色艺双绝的白秀英,便是“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”.所谓“打踅”,就是指到处漂泊谋生,而“行院”则是在妓院中从业。


    四川峨眉人苏洵是北宋着名的“京漂”,嘉佑元年(公元1056年),他带着两个儿子--21岁苏轼和19岁苏辙首次出川,东下北上,来到京城开封。二子同榜应试及第,轰动京城。因妻病故,苏洵只好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开封,回川奔丧,嘉佑四年(公元1059年)10月带着他们再度“北漂”.


    在历代“京漂”中,最为房子头疼的大概是宋代。宋代京官绝大部分都得自己找房子,即便官至翰林学士、在京城做了多年官的欧阳修也是租房子。他在《答梅圣俞大雨见寄》诗中说:“嗟我来京师,庇身无弊庐。”欧阳修尚且如此,苏轼兄弟自然更好不到哪去,苏辙在《闻诸子欲再质卞氏宅》中诉称:“我生发半白,四海无尺椽。”


    北宋“京漂”解决住宿的办法主要靠租房子,宋代名将韩琦在《安阳集》中称,“兹乃常事”.朱熹《朱子语类》中也有这样的说法:“且如祖宗朝,百官都无屋住,虽宰执亦是赁屋。”为了省钱,不少京漂族或找寺院或找民房住,图省事的直接住进人货混居的邸店,胆子大点的则找租金更低廉的“凶宅”凑合,宋洪迈《夷坚丁志》“戴楼门宅”条记,一名叫林邵的京漂应试举子,“入京师,僦居戴楼门内,所处极荒僻,人多言彼宅凶怪。”可见,如果单从居住来说,北宋的京城并不好混。


    明清时期会馆成为北漂首选落脚点


    梁启超婚房曾设于广东新会会馆


    元明清三朝均定都于现代的首都北京,这一时期的京漂族已与现代无异,多来自南方,乃名副其实的“北漂”.


    元朝时北京城称为“大都”,此时的北京商业繁荣,文籍市、纸札市、靴市、米市、面市、帽市、缎子市、皮帽市、金银珠宝市、铁器市、鹅鸭市等一应俱全,连不少“老外”都漂到了大都。


    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前后在中国游历了17年,其在游记中所记述显示,当时的大都确是“宜漂之城”,相当繁荣:“百物输入之众,有如川流之不息,仅丝一项,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”;“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,世界诸城无能与之比”.


    明代北京城给北漂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,明清时期北漂在住宿上,除了租住旅店、民房外,还有一个更好的落脚点“会所”.如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,当年北漂时便居于全楚会馆,晚清诗人龚自珍曾居宣外上斜街的番邑会馆。“以会馆为家”的北漂也不鲜见,光绪十七年(公元1891年),时年18岁的“戊戌变法”的主要人物之一梁启超,来京参加春闱,住在永光寺西街的广东新会会馆。当年冬天,梁启超和长他4岁的李蕙仙在京结婚,因没房子,干脆将新房设于会馆。


    会馆是自明朝发展起来的,它的出现其实就是因为北漂群体的存在。当年,不少家境贫寒的来京应试举子,由于所带盘缠不多,根本住不起商业旅店,于是出现了方便本籍学子、带有互助慈善性质的会馆。


    到清代,京城会馆更多。据清吴长元《宸垣识略》记载,乾隆年间北京共有182所会馆,光绪年间更猛增近400处,全国各地在京几乎都有会馆,且有“举子会馆”和“商人会馆”之分。会馆在方便北漂的同时,也刺激了国民“到北京混”的欲望,致使明清时期北漂人口大增。

(责任编辑:陈冬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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